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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觀層面下的法律翻譯倫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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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觀層面下的法律翻譯倫理探析

      時間:2014-03-11    文章來源:作者投稿    分類:學報論文范文

      本文是2013年10月操作,成功發表于《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6期,現已經被知網收錄展示,大家可以查看,我司將全文整理如下,供大家學習,版權歸作者所有,請勿他用。

      題目:道德觀層面下的法律翻譯倫理探析

      摘要:法律語言是一種精英化的語言,其詞匯、語法和句法等方面都與日常語言有區別。因此,法律翻譯不管從理論層面還是從實踐層面都和其他文本類型的翻譯有所不同。法律翻譯倫理研究給法律翻譯實踐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倫理學及翻譯倫理研究的成果又指導了法律翻譯倫理的發展。然而,不管是絕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倫理觀,還是切斯特曼的翻譯倫理觀,都不能完善地解決法律翻譯倫理的問題。準則功利主義和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的出現,是翻譯倫理研究的新方向,也是法律翻譯倫理的出路。
      關鍵詞:道德觀、翻譯倫理、法律翻譯、交往行動理論、準則功利主義

         一,法律語言的特點與法律翻譯研究的難點

      法律語言(Legal Language)是語言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種。這一術語原指表述法律概念或訴訟和非訴訟法律事務時使用的語言,后也指某些具有法定法律意義的詞語,并且擴展到語言的其他層面。法律語言隨著法律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而進化,從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所在社會的進步程度。因為法律語言不同與一般語言,有著極高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即使微小的誤差都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后果。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以此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踐和理論層面的研究。

      法律語言是有別于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的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其服務于法律活動并且具有法律專業特色。宏觀上講,其有兩個特征。一,法律語言是一種精英語言。它有極強的抽象性,被法律人壟斷,一般人很難理解。G. R. Rajagopaul 指出:“法律語言,最初被人視為是現實生活關系中的一種大眾財產,開始飛速質變,以至最終不再為一般大眾所理解,由此催生出一個與大眾格格不入的法律專家階層。”( G. R. Rajagopaul,1980)(1)P1與英語相同,近年來漢語的法律語言同樣呈現出精英化的傾向。第二,在法律翻譯中有一種獨特的現象,稱作“法律文本匿名論”。法律翻譯的對象大多是規范性的法律材料。這種語言具有權威性,而這種權威性之所以得以體現的方式之一,就是文本無作者署名。譯者在翻譯法律文本時很少會考慮原作者。這與文學翻譯有著很大的差別。譯者在翻譯過程當中,更多的是遵守法律文本的“客觀性”,翻譯主體的再創作要嚴格受制于原文本,力求最大限度“忠實”于原文以保持法律的權威性。

      從微觀上講,法律語言的詞匯、語法、句法等都與日常語言不同。“法律語言部分地是由具有特定法律意義的詞組成,部分地是由日常詞語組成。具有特定法律意義的詞,在日常用語中即使有也很少使用,如預謀、過失、非法侵害等。”(2)P38-40很多詞匯在日常生活中和在法律語言環境中的意義會發生改變。同時,法律語言的正式和專業還通過其他方式體現出來,比如經常出現被動語態以顯示其客觀性。一些主觀的詞匯一般不會出現在法律語境中。法律術語還要求極高的精確性。精確性是指“語義于所反映的客觀事物完全相符,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緊密的;不僅準確地反映事物的主要特點,而且準確地反映事物的一般特點”。(3)法律語言的句型和語法也和日常英語不同。“法律英語句子結構復雜,修飾成分很多,常出現一個主句多個從句,從句套從句,再套從句的情況,在規范性語言文體文本中,尤其是在立法中,一個句子常常多達一兩百單詞”。(4)P123 “法律文件在句式結構方面也和其他正式文體不同。句子長度遠遠超出英語句子的平均長度(17個詞),有時一個段落有一、兩句話組成。”(5)P287這種超出一般的長度是為了達到嚴謹的目的。

      因為這些語言特點的存在,早期的英漢法律翻譯不管是實踐層面,還是理論層面,都存在很大缺陷。從實踐層面說,省譯、增譯和望文生義是比較常見的低級錯誤。其原因在于譯者對于法律專用術語的生疏,在翻譯時又沒有進行調查研究。文體不當也是法律翻譯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法律語言用詞、結構和邏輯都更加嚴謹嚴密,文體也更加正式。對原文理解不透也會導致錯誤的發生。法律語言的精英性決定了譯者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和額外的推敲才能準確把握原文的意思。最后,法律文化的差異也是造成翻譯失誤的重要因素。語言的問題可以通過推敲來解決,但是文化的差異則需要譯者更大的努力才能克服,不是通過文字層面的推敲可以解決的,必須熟悉原文本和目標語的法律語言,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從理論層面說,很多常見的翻譯研究成果并不適用于法律翻譯。比如尤金.奈達的動態對能(功能對等)策略。在詞匯對等、句法對等、語篇對等和文體對等這四個方面中,奈達認為“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6)P67因此在翻譯中,為了保證意義的重要性,經常舍棄形式。但這個做法在法律翻譯中經常會導致誤譯,因為法律翻譯的最高原則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盡可能忠實于原文,包括形式層面。比如異化和歸化的策略。在翻譯中使用歸化策略的,一般都是為了迎合目的語讀者的語言習慣。而這在法律文本的翻譯中則沒有必要。因為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律文本的讀者是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對于他們而言,精確和嚴謹更加重要。

      對于法律翻譯的需求日益高漲。然而由于法律的本質以及法律語言的特殊性,法律翻譯急需一種更加科學的理論作為其基礎。

      二,道德觀和翻譯倫理

      法律翻譯倫理是翻譯倫理研究的組成部分,而翻譯倫理研究又是道德觀(倫理觀)的一個層面。因此,可以從道德觀和翻譯倫理層面出發來尋找法律翻譯倫理的理論依據。
      絕對主義(Categorial moral reasoning,也稱道義論)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是到目前為止道德觀最主要的兩個派別。功利主義的核心觀點是:一個行為的正義與否取決于行為的結果。因此在評判行為是否道德時應該考查該行為是否給公眾帶來了利益,利益是否得到最大化,帶來的利益是否超過損失。只要滿足上述三個條件,該行為就是道德的。而絕對主義的核心觀點是:一個行為正當與否取決于行為的動機及該動機是否遵循了一定的道德準則,而行為的后果的善本身并不能確保該行為的正當性。這兩個學派有各自的不足。絕對主義將“純粹的善”提高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很多時候,作為判斷善于惡、好于壞的所謂“絕對道德準則”變得難以把握,虛無縹緲。功利主義道德觀也有難以自圓其說的邏輯困境。首先,功利主義對于幸福的界定存在矛盾。其次,功利主義強調個人的快樂與幸福,認為個人快樂的積累必然會帶來社會整體幸福的增加。這個觀點忽視了社會幸福和個人幸福之間經常存在的矛盾對立。這些矛盾直到準則功利主義的出現才得到了解決。

      翻譯倫理研究的時間相對較短。其源起于20世紀80年代。其代表的翻譯倫理是切斯特曼提出的再現的倫理、服務的倫理、交際的倫理、規范的倫理和義務的倫理。 這五個倫理強調的內容不盡相同:再現的倫理認為翻譯應再現原文,原作者的意圖;服務的倫理指的是服務于委托人或者客戶的倫理;交際的倫理認為翻譯是一個交際的過程,目的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范的倫理認為翻譯應當滿足目的語文化的期望,譯者的責任是讓譯文符合目的語的各種規范;義務的倫理沒有從某種既定的價值準則出發,而是從譯者必須具備的品德出發討論翻譯的倫理。國內翻譯倫理研究的先行者是呂俊教授,他在2006年的專著《翻譯學-一個建構主義的視角》中對翻譯倫理學進行了深入探討,呼吁以哈貝馬斯的交往倫理學(Communicative Ethics)為基礎建立翻譯倫理學,并指出“翻譯活動是文化間交往的實踐性活動,它還應受到道德理性的制約。”“倫理是人際關系的道德規范,交際活動是主體間性的,所以,交際倫理是人類交往行動中的道德規范,而翻譯倫理學則是跨文化交往活動中的道德規范。”(7)P129-138
      從道德觀層面分析切斯特曼的翻譯倫理觀,可以發現:再現的倫理更多地體現了絕對主義的道德觀。一篇翻譯的優劣在于它是否再現了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圖,即“延續原文的生命,是原作的來世”,(8)P14-17與目的語和讀者無關。服務的倫理則更多地體現了功利主義的道德觀。一篇好的翻譯要滿足委托人的需求。交際的倫理也是從功利主義道德觀角度看待翻譯行為的:一篇翻譯的成敗決定于它是否很好地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范的倫理仍然是更多地偏向功利主義道德觀。因為只有滿足目的語文化期望的翻譯才是符合倫理的,而譯者的責任就是讓譯文符合目的語的各種規范。這里的規范既指語言本身的規范,也指社會層面的規范。這樣的劃分結果體現了切斯特曼翻譯倫理觀的局限性。完全再現原文本是譯者追求的目標,但基本無法實現;一味滿足委托人和客戶的要求,必然會削弱譯者的主體性,有時甚至會背叛原文本;過分強調交際的倫理,譯者就會把大量的精力花費在介紹和解釋的工作上;而規范的倫理則過分夸大了目的語國家的社會規范對于譯者和翻譯行為的影響。更加重要的是,這些倫理模式是基于不同的道德觀,其價值標準各不相同,遵守了某一倫理,就必然無法遵守其他的倫理。

      三,法律翻譯倫理的理論基礎及實踐原則

      那么,哪些理論可以作為法律翻譯倫理研究的基礎呢?準則功利主義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是兩個很好的答案。

      準則功利主義改良了功利主義單從行為的效果來評判行為的理論,主張吸收絕對主義道德觀的積極成果,建立一套更加成熟的道德規范體系。在準則功利主義看來,效果并不是評判的唯一標準,而應當在一套準則的指導下進行。和早期功利主義的一元效果論相比,準則功利主義可以說是多元的。布蘭特繼承了傳統功利主義趨利避害的論點,同時以皮亞杰等人的行為認知理論為補充,提出了自己的行為認知理論。他認為,絕對主義道德體系并非是虛無的精神因素,而是一個社會的道德系統,是一種社會制度體系。“幾乎所有社會,如果不是全部,有著依據法律規則而對行為進行約束的系統。我稱它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法規。”(9)P164準則功利主義是傳統功利主義的重要補充,是“多元論的規則功利主義”。它告訴我們,每個具體的行為人都處于多種法規系統的制約中。各種法規在不同情況下起到不同的作用。人的行為不可能不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是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理論依據。他認為,在翻譯活動中,除了滿足語言表達形式本身的可理解性之外,我們還應當同時滿足三個方面的有效性:1. 符合知識的客觀性;2. 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釋的普遍有效性;3. 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10)P92-96符合知識的客觀性是指必須真實地反映客觀世界,其是第二條標準“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釋的普遍有效性”的基礎。在滿足了客觀性之后,我們還必須考慮個體的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原文文本的定向性是指譯者應當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結構,不應恣意修改。任何翻譯活動,必須同時滿足以上三個標準,才可以稱之為合格。

      在這兩個理論的框架下來審視法律翻譯,可以有一些新的發現。所謂“每個具體的行為人都處于多種發揮系統的制約中”,可以理解為法律翻譯研究和活動必須受到交往行動理論的制約,在這個框架下,譯者才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動性。而從交往行動理論的三條準則來看,首先是符合知識客觀性的準則。法律文書通常是由專業的律師、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按照固定的格式和規范編寫的。因此其語言風格較其他文體更加嚴謹。因此,翻譯法律文書時譯者也要做到一是一,二是二,切忌自由引申發揮。對于法律術語,要做到譯文中法律術語的譯法和同一法律體系內的有關法律中該術語的表達保持一致。寧可刻板和模式化,也不能有任何意思偏差。其次是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釋的普遍有效性。對于法律翻譯而言,不管是原文還是譯文,其讀者群都相對單一,即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因此,譯者可以不用太多顧及讀者的認知程度,而專心把注意力集中在完全地反映原文的語意、結構、風格甚至格式。最后是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法律語言雖然復雜,但語言趨于模式化和格式化。因此,在進行法律翻譯時,譯者沒有必要,也不可以隨意對句型做出改動。

      因此,準則功利主義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給法律翻譯倫理研究指明了方向。好的法律翻譯要同時做到原文和譯文之間在深層意思、表層意思、語言結構、風格、格式這些方面的對等。讀者在閱讀譯文時應該可以聯想到原文的詞匯、句型和結構。這個標準的內涵比所謂“直譯”更加豐富,又和“動態對等”、“歸化異化”不同,是由法律語言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屬于法律翻譯的獨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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