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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困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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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困境研究

      時間:2013-10-16    文章來源:網絡整理    分類:學報論文范文

      此篇文章"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困境研究"已成功發表于《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02期,現將范文摘錄如下,大家可以了解下這個刊物的收稿子方向和風格,希望能夠幫助到想發表此刊物的作者。

      著名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說:“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①,英國阿克頓勛爵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②。說明權力一定要受到約束,而財產申報制度作為我國治理腐敗的一項核心措施,不論理論還是實踐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一、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設概況

      財產申報制度在我國從提出算起,已經快有26年的時間了。在這期間不論是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一)財產申報制度在理論上取得的成果

      早在1987年,時任全國人大委員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在一次會議上就明確的提出:“一些國家規定公職人員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要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③到2010年7月11日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再到2012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韓德云連續第7次提交:“關于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建議。”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已經越來越成為民眾持續關切的議題,成為近幾年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黨代表始終討論的熱點的話題。尤其是在黨的十八上,官員財產申報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表示,只要中央決定,自己很容易公開,“因為我沒有多少財產”。財產申報制度在我國理論方面開始走向成熟。

      (二)財產申報制度在實踐方面取得的成果

      從2009年1月1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紀委公示新任55名副縣級干部個人財產公開申報部分,拉開了國內官員財產公開試點的帷幕。之后,在2009年2月17日,新疆阿勒泰地區紀委對外公布了一千多名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情況。這是國內進行公職人員財產公開的第一次嘗試,雖然沒有實現全部公開,但是仍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的關注,被譽為“破冰之旅”,到湖南瀏陽市、湘鄉市、寧夏青銅峽市再到目前我國一共在16個市縣在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尤其是在十八大上,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稱,廣東佛山市順德區公布《順德區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綜合改革規劃綱要(2012-2015)》,其中規定,從明年起,凡是新提拔為副科級以上的干部,一律須先接受審計調查,并向社會公開家庭財產等信息。從新疆阿勒泰到廣東順德,四年的時間,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在實踐環節從只申報逐步走向了公開,說明我國的財產申報制度的實踐環節在逐步的完善,并有“燎原之勢”。

      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取得豐碩成果同時,流露出的問題

      從1987-2012年,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許多關于公職人員申報制度的文件,但仔細研究其性質,這些文件都是紅頭性的文件,即就是政策性的文件,而不是法律性的文件,因此這些文件不具有廣泛的權威性。而中央對代表提出的關于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議,回答則是:“制定財產申報法條件尚不成熟”、“正在積極開展工作”、“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建議”等,其實都在委婉的推辭。

      其實,最早試點的新疆阿勒泰市,早在時任該市紀委書記吳偉平去世后,這項試驗就基本上停止了。而在隨后其他的試驗點,關于財產申報制度的公開環節做的并不徹底。例如:大多數的財產公開選擇了只在單位內部或區域網上公示,有的甚至只在本單位干部大會上公示。公眾無法看到,就無法監督,就是去了其公示的意義。尤其是這些年來,幾乎沒有一起重大的腐敗犯罪案件是通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發現的。

      為什么財產申報制度在我國二十多年的時間,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就連一部完整的財產申報法也難以出臺,不得不讓人感到悲哀和困惑。

      三、財產申報制度在我國步履艱難的原因

      (一)無法可依。現在社會是一個法制社會,在人民法律意識普遍提高的今天。法律好像是現在社會就是唯一的標準來判斷你做的事情是否正確,不管道德是否受到譴責。在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100多個國家中都基本上有了他們的法律依據,而我國在25年中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法律來支持財產申報制度的實行。

      (二)缺少高層垂范。總結我國目前實行的16個試點而言,基本上走的是一條“自下而上,由邊緣到中心”的路徑,試點基本都分布在邊緣、基層地區,基本都是要求縣處級以下的公職人員申報其財產,在副省級以上的城市,在市廳級以上的公職人員中沒有試點財產申報制度,在當今腐敗之勢如此的迅猛的攻勢之下,沒有高層的垂范,就驗證了一條古語:“上梁不正下梁歪”。

      (三)隱私權的阻礙。隨著現在法制意識在人民觀念中的提升,隱私權也成了法制意識的一部分,尤其是現在的公職人員中的官員,當牽涉到其財產的時候,就說侵犯了隱私權。他們打著“隱私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力,與公民的身份職業無關”的旗號,在侵蝕國家財產,殊不知隱私權已經基本上成了一張“遮羞布”。

      (四)人大制度不健全。“只要條件允許,每個人都喜歡得到更多的權力,并沒有任何人愿意投票贊成通過一項旨在要求個人自我克制的條例”④人大幾乎被同級的黨委和政府“綁架了”,人大好像現在已經成了專門的“舉手”部門,“人大制度不完善,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兼任人大代表甚至人大主任再我國構成了一大特點,嚴重阻礙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出臺。”⑤

      (五)政治穩定之憂。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已經走過了多年的時間,可以說現在正處在自中共執政以來最盛世的階段,穩定壓倒一切。加之現在的腐敗之勢發展迅猛,可以說有“燎原之勢”,全面的實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會不會導致貪污官員的集中落網,而引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嚴重不滿,無法對全面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的結果進行較為確定的預測,就全面的實行,是在冒政治風險,就是在如此的情況下,中央高層拿不定注意,我認為才是財產申報制度難以實施的最主要的原因。

      四、對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困境提出幾點建議

      (一)加快立法工作。就我國的財產申報制度實際的情況來看,目前應該制定一部完善的,專門的《財產申報法》,并將其納入憲法。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是我們國家機關行動的指南,如果將其納入憲法,就是給了《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條例》等政策性條例的立法依據。提升了它們的效力等級和權威性,不僅是對公職人員的監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還可以將反腐敗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充分發揮財產申報制度在反腐敗工作中的作用。摘自:學報投稿網http://www.hlwx999.com/

      (二)改變試點路徑。要改變二十多年來的探索模式,即“自下而上,由邊緣至中心”的路徑,這種是一種保守的治療“腐敗病”的藥方子,但從目前腐敗發展的形勢看,必須要到做“手術”了,即:“自上而下,由中心至邊緣”的大膽創新的路徑,省部級甚至更高的領導層要帶頭踐行財產申報制度。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領導者如果率先示范其一身正氣,被領導者孰敢怠慢,不僅起到治理腐敗作用,而且在社會中樹立很好的榜樣。根據2011年度法制藍皮書,對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在不同行政級別的認同中,省部級和司局級公職人員最高,超過80%認為應當公開財產,而科級以下的認可度最低,只有64.4%的人認可。此外,試點地點也應該考慮在副省級以上的地方實行。

      (三)拉掉“遮羞布”。隱私權是公職人員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的“遮羞布”,但早在19世紀,就曾指出:“個人隱私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擔當個人隱私甚至陰私與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的時候,個人隱私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在受隱私權的保護,它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政府官員接受全體公民的委托行使公權力,管理公共事務,其權力行使的基礎是全體公民的認可,公眾也必須在了解政府官員所做所為的基礎上,才能恰當地行使自己的選舉,罷免等民主權利。”⑥當社會公眾對政府公職人員的個人情況主張知情權時,政府公職人員不能以自己擁有隱私權而拒絕。中紀委高級專家提出的“雙新”措施比較好,第一是新被例如為后備干部的官員要公示家庭財產;第二是新提拔的官員要公示家庭財產。荀子曰:“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新提拔公職人員在提拔前不申報家庭財產,或經審計部門審計申報不真,暫提拔,另選他人,這樣就可以形成在新提拔的公職人員之間財產申報制度的競爭機制,有利于該制度的實行,和教育基層公職人員。

      (四)人大制度建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當家做主的體現,人大代表是人民真真選出來,向高層反映基層人民的需求,但目前的人大代表基本都是政府官員,反映的是他們的“需求”,在地方,黨委和政府權力凌駕于人大之上,甚至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在一些地方成慣例,人大成了政府欺騙人民的機構,成了一個閑置機構。因此,要真正的實行財產申報制度,要真正的反腐,就應該考慮黨組撤出人大,政府高官不具有人大代表的資格,代表從基層選出,授予人大真正的權力,監督政府官員,防止自己監督自己的權力,因為力學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提不起來一樣。

      (五)緩沖性改革模式。從當前的形勢看,腐敗的面很廣,全面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的利器,后果很難預測,有可能會造成社會的動蕩。但任何的改革都應該允許妥協和談判,因此,對基層新提拔的公職人員,尤其是副科級開始就實行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一旦發現有問題,就立刻撤職,并移送司法機關,對基層公職人員形成威懾力。面對現在已經走進腐敗陷阱的高層公職人員,但還沒有被發現的,在限定的期限內,允許其退贓或引咎辭職而不追究法律責任。典型案例就是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逮捕了260多名警員,導致幾千名警員圍攻廉政公署,香港政府于當年10月1日被迫妥協豁免了在此之前的貪污犯罪行為。在當前的形勢下,唯有綜合考慮穩定和改革的因素,才能走出一條更加光明的道路。

      五、總結

      面對腐敗的“燎原之勢”,財產申報制度的利器不得不出刀鞘了,但具體怎么用,新一屆中央高層是我們看到了希望,黨的十八大報告和新一屆中央領導的講話,以及中央紀委的通知,都明顯的把反腐敗作為主要任務來抓,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財產申報被認為是治理腐敗的最有力措施,被中央高層重視,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王岐山書記最后提出了“以房產公開為突破口,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等五項政策建議。相信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領導集體的努力下,財產申報制度的各個環節都可以順利的進行,并在反腐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商務出版社 1961年56頁
      [2]阿克頓:《自由與權力》 [M] 商務出版社  2001年 28頁
      [3]顏玉華:《中國官員申報之路》,《決策與信息》2010年第2期
      [4]阿克頓:《自由與權力》 [M] 商務出版社  2001年 343頁
      [5]葉貴炎:《論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理論界》2006年第11期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5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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